雖然關稅一定程度上延緩了中國品牌純電動車（2023年占歐盟市場8%）的增長勢頭，但其固有的成本優勢使歐洲本土制造商（如大眾、Stellantis）仍感壓力巨大。

面對這一局面，以及來自德國汽車業等內部反對關稅的聲音（擔心中國的貿易報復），歐盟正尋求替代方案。根據最新消息，歐盟與中國已同意啟動談判，探討設定中國產電動汽車的“最低價格”機制，以此取代現有的懲罰性關稅。

這一潛在轉變的影響深遠：它可能在保護歐洲制造商的同時，保護消費者利益和市場活力，不過可能會對在中國設有生產基地的特斯拉帶來新的競爭挑戰。同時，比亞迪等中國企業在歐洲（如匈牙利）建設生產基地的計劃，也反映了其應對貿易壁壘、實現本地化的長遠策略。

中歐之間開啟電動汽車最低價格談判，很大程度上是對美國現行貿易政策的直接回應。川普近期宣布了對全球商品征收高額關稅的計劃，包括對中國商品征收125%、對歐盟商品征收20%（盡管后者在4月9日宣布暫停90天）。這些措施基于備受爭議的“互惠”概念和被指存在嚴重缺陷的計算方式，已引發國際社會的廣泛批評。

德國汽車工業協會（VDA）主席明確指出，這些關稅代表著對基于規則的全球貿易秩序的背離。正如歐洲分析人士所強調，川普政府當前這種缺乏國際協調、甚至被認為帶有隨意性的關稅政策，正對美國自身經濟（如增加通脹、導致失業）和國際關系造成嚴重損害。

它不僅未能有效實現保護主義目標，反而疏遠了包括加拿大在內的傳統盟友，迫使它們尋求與其他大國（尤其是中國）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系。

在供應方面，迄今為止，美國液化天然氣出口終端的產能為每年8500萬噸，相當于每年約1170億立方米。到2025年，基礎設施擴建預計將使產能增加26%。這些新增產能將推動2025年全球液化天然氣供應增長，每年增加近300億立方米。

全球當前在建的液化天然氣液化能力（美國終端為紅色）

美國這種策略的意圖在審視美歐貿易結構時變得尤為清晰。近年來，美國對歐洲的主要出口商品中，超過半數與化石燃料直接相關：原油、石油產品、天然氣，以及依賴這些燃料的終端技術，如傳統發動機和航空設備。

這些恰恰是《歐洲綠色協議》旨在通過推動可再生能源普及、交通全面電氣化、提升能效等措施來逐步替代的領域。該協議的成功實施，必然意味著歐洲對這些美國傳統優勢出口產品的需求將長期下降。

這直接觸及了那些在美國國內具有重要影響力、且被認為是川普支持基礎的傳統能源及相關制造行業的根本利益。

因此，強制歐洲簽訂長期的、大規模的LNG購買協議，其戰略意圖就呈現出多個層面：

• 短期利益與長期鎖定： 表面上，這能在短期內改善美國的貿易數據，滿足其國內政治訴求。但更深層的目的是，通過長期合同將歐洲鎖定在美國的化石燃料供應體系中，從而延緩其能源結構轉型的速度和決心。

• 阻礙能源獨立與競爭力： 《歐洲綠色協議》不僅關乎氣候目標，更是歐盟提升能源獨立性（尤其是在經歷了俄烏沖突后，減少對外部、特別是地緣政治不穩定地區能源供應的依賴）、并通過發展本土清潔技術產業來塑造未來經濟競爭力的關鍵戰略。美國的施壓，客觀上是在試圖阻礙歐盟實現這些戰略目標，維持歐洲對美國能源供應的依賴。

• 遏制戰略伙伴多元化： 通過強制捆綁銷售，美國試圖阻止歐洲在能源轉型過程中，深化與全球市場上其他新興清潔能源技術供應國（尤其是中國）的合作關系，以此維持其在跨大西洋關系中的主導地位。

  這與拜登政府時期通過《降低通脹法案》（IRA）試圖在綠色科技領域與中國展開直接競爭的戰略，形成了鮮明對比——現行策略似乎更側重于保護既有的化石燃料市場，而非引領未來的綠色經濟。

面對美國的強大壓力，歐盟內部的立場呈現出復雜性與微妙性。一方面，現實情況是，在俄烏沖突后，為了替代俄羅斯天然氣，歐洲已大幅增加了美國LNG的進口量，美國已成為其最大的LNG供應國，市場存在一定的自然需求基礎，且歐洲擁有相當的再氣化接收能力。另一方面，歐盟官方（如能源專員）已明確表態，堅持《歐洲綠色協議》的戰略方向，不會以犧牲核心氣候與能源獨立目標為代價來換取短期的關稅豁免。

成員國層面，如意大利，其處境尤為具體。在面臨經濟下行壓力和尋求國內產業支持的背景下，意大利政府正在權衡各種選項，包括動用國家復蘇與韌性計劃（NRRP）資金，甚至可能在與川普的談判中，提出增加購買美國LNG或軍事裝備作為潛在的交換條件，或尋求在《歐洲綠色協議》執行層面上的某種“靈活性”。

然而，這種策略潛藏著巨大的戰略風險：它可能為了緩解眼前的關稅壓力，而犧牲掉對于像意大利這樣化石能源匱乏的國家而言至關重要的長遠利益——即通過綠色協議實現的能源自主、產業升級和經濟韌性。即將到來的意大利總理梅洛尼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會晤（4月17日），無疑將是觀察這一復雜權衡和博弈的關鍵節點。

川普政府當前奉行的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客觀上正在加速全球地緣政治和經濟力量的重組。通過向盟友施壓，美國可能正在將它們推向中國的懷抱，從而削弱自身長期建立的國際影響力。

正如上世紀80年代初美日汽車貿易摩擦的歷史所揭示的那樣，短視的貿易保護措施往往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長期戰略代價。 當年，面對燃油經濟性高、可靠性強的日本汽車的激烈競爭，美國為保護本土汽車工業，迫使日本接受了“自愿出口限制”（VERs）。

此舉雖意在為美國車企爭取調整時間，但其實際后果卻是：日本車企通過出口更高價值的車型和在美國本土大規模投資建廠（FDI）來規避數量限制，最終反而鞏固了其在全球汽車市場長達數十年的主導地位。這清晰地表明，短期的保護主義行為，有時會以犧牲長遠的產業競爭力和全球影響力為代價。

這場由美國現行政策引發的貿易和地緣政治博弈，對全球氣候目標的實現也蒙上了一層陰影。對電動汽車施加關稅或設定最低價格，都可能阻礙其在全球最大市場之一（歐洲）的普及，延長對內燃機的依賴。雖然歐洲內部有嚴格的電池回收法規，中國企業也在歐洲布局本地化生產（有望減少運輸排放），但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可能阻礙清潔技術的全球合作與推廣。

更重要的是，美國利用化石燃料（LNG）作為施壓工具，本身就與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需求背道而馳。

當前，由川普政府主導的貿易政策正深刻地影響著全球經濟秩序。其對中、歐等主要經濟體施加的關稅壓力，不僅未能有效解決其聲稱的貿易失衡問題，反而引發了一系列復雜的連鎖反應：

• 它促使歐盟與中國就電動汽車這一關鍵領域開啟了旨在規避關稅的最低價格談判；它利用能源（LNG）作為杠桿，直接挑戰歐盟的戰略自主核心——《歐洲綠色協議》；它正在疏遠美國的傳統盟友，并可能加速全球經濟重心向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力量轉移。

• 對于歐盟而言，它正面臨著艱難的平衡：如何在維護自身產業利益、堅持綠色轉型戰略的同時，應對來自美國的強大壓力，并處理與中國的復雜競合關系。

未來的走向充滿了不確定性，但可以預見的是，全球貿易環境將持續緊張，地緣政治因素將在經濟決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氣候目標的實現也將面臨更多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