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韓國正在醞釀一項引人注目的氣候行動計劃：將日本和韓國捕集二氧化碳出口到馬來西亞和印尼等東南亞國家，并注入地下深處封存。

這意味著東亞的碳排放或將跨越重洋，在東南亞地下“安家”。

這一設想聽起來新穎，但也引發了令人好奇和爭議：日本、韓國為何打算碳運出去？馬來西亞和印尼為什么愿意接納這些？

有哪些力量在推動跨境碳出口，有哪些人在擔憂？關鍵的技術瓶頸和現實質疑有哪些？

更進一步，碳捕集與封存（CCS）究竟是低碳轉型的有用工具，還是讓化石能源續命的權宜計畫之？

01  日本、韓國為何將碳“出口”？

日本和韓國作為東亞主要經濟體，均已承諾在2050年前實現中和目標。但在能源結構尚沒有根本轉型的情況下，如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同時，確保能源供應和工業發展，成為很多國家共同面臨的現實挑戰。

為此，政府層面將碳捕集與封存（CCS）技術視為關鍵路徑之一，特別是在短時期難以完全脫碳的產業中發揮“兜底作用”。日本明確指出，CCS是實現凈零目標“駕駛員”的工具，尤其在電力、工業等高排放部門，是當前這一體系的“零碳驅動器”。與此同時圍繞CCS的部署，日本已制定了國家級技術路線圖：

到2030年，實現每年600萬至1200萬噸的CO2封存能力；

到2050年，將CCS的年度封存能力提升至1.2億至2.4億噸，相當于其年度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的10%–20%。

韓國也將CCS納入其“國家戰略低碳技術組合”，用于應對發電、鋼鐵、水泥等難以實現的電氣化產業排放。由于韓國國內供給長期封存的地質空間有限，近年來積極推進與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周邊國家的邊境CCS合作，欲通過海外封存來彌補本國資源短板。

事實上，日本與韓國均選擇向海外“埋碳”，除了出于技術體系設計的需要，更直接的動因來自于兩方面的限制：

地質條件有限：本土不具備進行大規模、長期安全封存的地質結構。

公眾接受度低：在建設二氧化碳注入設施時經常遭遇社區反對，項目推進面臨巨大的社會阻力。

相比之下，東南亞國家尤其是馬來西亞與印尼，擁有廣泛分布的枯竭油氣田與深層鹽水層，構成了天然的“地質碳儲存庫”。相關研究估計，該地區具備超過百億噸級別的二氧化碳封存潛力，可滿足日韓等國未來幾十年的“碳存儲需求”。

除了技術原因，經濟因素也是日韓推進碳排放戰略的考量。CCS本身就伴隨著高昂的成本，從捕集、壓縮、運輸到投入，每一個階段都需要大量投入。在推進CCS不僅技術挑戰大、社會成本高，還存在項目落地周期長、投資回升率低等問題。因此，通過與東南亞國家開展區域協作，可以更廣泛、高效地完成CCS工程目標。

以2023年日本政府支持的CCS行動為例，已經啟動的9個項目中，有4個計劃將捕集的二氧化碳出口至海外封存，包括馬來西亞、敘利亞、甚至中東國家的近海油氣儲庫。這一行動不僅推動日本CCS路線從國內轉向其他外部區域合作，也說明“碳出口”政策已被正式納入其國家氣候體系政策。

這一決策重新塑造了CCS的地理格局，也進一步引發了圍繞全球雙邊責任、公平性與氣候正義的深層次討論。

02  區域競爭：馬來西亞與印尼的“碳存儲”博弈

當前，東南亞接收國通過立法為CCS提供政策支撐。

2023年，馬來西亞政府通過法規，允許CCS運營商將最多30%的本國地下封存容量用于封存境外來源，這意味著“區域碳封存中心”的角色競爭日漸激烈。

在此背景下，馬來西亞與其他東南亞國家提出了避免競爭升級的措施：誰能率先建立商業化CCS基礎設施，誰就可能在未來碳捕存服務市場中發揮主導作用。

更進一步，這些國家都嘗試通過碳封存獲得三重收益：

1、引入國際低碳資金，緩解財政壓力；

2、帶動本地基礎設施建設及相關產業服務（工程、運輸、監測）；

3、提升其在區域氣候合作中的話語權。

簡言之，馬來西亞等國家希望不單單是“為他人埋碳”，而是在打造未來可能成為新型主權收入的產業服務體系。這些國家看重的不僅是每噸碳封存的服務費，更是一個即將崛起的區域性、跨境性“碳儲存經濟體”。

民間批評 VS 政府支持？

繼馬來西亞之后，印尼將CCS視為國家能源轉型的新增長點。印尼政府公開表示，希望“快速推動”本國CCS產業發展，并在官方政策文件中明確提出要求會談建設為“亞洲碳儲存中心”。

目前，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已與韓國國家石油公司（KNOC）及多個跨國能源企業簽署了協議，計劃開發覆蓋捕集、運輸、注入全鏈的CCS項目。

同樣，對印尼而言，這不僅是一條路徑，更是一條戰略性產業投資——可吸引國外技術、資金流入，發展本土封存、運輸、檢測、監控等服務體系，培育“碳儲服務業”的新活動。

跨國聯盟：亞洲版“碳物流合作網”正在形成

這一跨境碳轉移鏈條，是由政府、國家石油公司、跨國能源聯盟和政策智庫構成的“碳合作聯盟”共同推進的。

其中，日本和韓國政府居于核心地位。日本經濟產業省牽頭推動的“亞洲零排放共同體”，目標是建立一個區域內可合作的CCS平臺，以幫助日本將未來至少10%的海外存在的碳排放封存。

東亞智庫如東亞經濟研究院（ERIA）積極牽線搭橋，與各國政府共同建立“亞洲CCUS網絡”，推動標準協調、技術轉移和重點項目落地。

跨國企業方面，日本JAPEX、美國埃克森美孚、韓國KNOC、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印尼國家石油公司結盟，推動上百億美元規模的跨國CCS投資計劃，并稱這些項目將“成為實現亞洲凈零排放的關鍵抓手”。

然而，正如許多國際環保組織所指出的——最支持CCS的，主要是全球最大的化石能源公司。目前全球大多數CCS都建在燃煤電廠、天然氣田或煉化裝置旁，從而延長化石項目消耗或提高油氣采收率（EOR/EGR）。一些觀察者初步解讀為：化石行業在借CCS技術避免排放路徑尋求“新合法性”。

2024年3月，馬來西亞與日本的自然之友（地球之友）等非政府組織發布聯合聲明，直言不諱地稱這種碳轉移方式為“碳殖民主義”。自然之友馬來西亞主席米娜克希·拉曼（Meenakshi Raman）表示：

“富國應承擔造成氣候破壞的責任。如今，日本等國家不僅不愿意這樣做，還試圖將二氧化碳排放本身轉移給他國，將建立碳垃圾場。這不是合作，而是剝削。”

她同時指出，馬來西亞政府本應將有限的地下封存資源優先用于國內工業，而不是“變相出租國土”來兜底他國碳債。

03  質疑與反駁：碳能埋，但正義與信仰埋不了

2024年9月，在印度尼西亞雅加達舉行的一場氣候抗議活動中，一位年輕抗議者高舉標語，上面寫著：“CCS，又是一個假解決方案嗎？”這句話尖銳的質疑背后，最重要的是公眾對跨境碳捕集與封存項目的深切不安。

越來越多的環保組織認為，所謂的“碳出口——封存合作”并不是真正的解決方案，而是富國借助技術來利用祖先的化石燃料、轉移責任的“綠色正義”。在他們眼中，這并不啻于新形式的“碳殖民主義”。

支持者說：雙贏是現實，技術在進步

面對上述批評，支持CCS的政府和企業反復強調：這是一種“雙贏”的現實策略，而不是責任外包。

一方面，日本、韓國等國家為支付捕集與封存費用，能加速實現本土承諾，減少碳排“硬脫鉤”的經濟震蕩；

另一方面，印尼與馬來西亞等“接碳國”獲得可觀的資金、技術輸入與基礎設施投資，有助于自身低碳產業發展；

同時，大多數跨境項目的創業風險和控制成本，實際上都由項目主導者承擔。

正如馬來西亞和印尼政府所表達的，這不是“代人買單”，而是“借力發展”。

然而，站在當地民眾與基層社區的角度，問題卻遠非如此簡單。

民間風險憂慮：誰來為地下負責？

盡管跨國CCS已形成真正的“資源互補”，但承受地下風險的是被封存地區的人民與生態系統。

環保組織警告：在缺乏信息公開、環境評估和公眾參與的前提下，境外二氧化碳被永久注入地下，將可能帶來長期不可逆的環境問題，例如：

地下CO?泄漏；

地質結構穩定性受擾；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漁業和農業生態影響等。

一些批評聲音指出，CCS項目決策過度“上層推動”，而社區知情權與參與權嚴重缺位。多個項目的環境影響評估（EIA）文件未公開征求意見，周邊社區甚至不知道自己頭頂將封存來自他國的“碳債”。

信息缺乏透明，公眾無法參與，引發了對“氣候正義”的擔憂以及焦慮。

技術難題：遠沒有你想象的那么“成熟”

除了政治與責任問題，跨國CCS項目還面臨大量現實與技術障礙。

首先，技術本身尚未成熟到可以大規模復制的階段。盡管CCS早在上世紀末就被提出，但全球真正實現商業化的大型CCS項目仍然寥寥無幾。

一項2020年研究指出，全球超過80%的CCS項目未能達到預期效果或中途夭折。 主要包括：

1、捕集效率偏低；

2、成本控制困難；

3、封存安全性難以長期保障。

特別是在邊境封存的新情況下，經驗更加有限。例如，日本將二氧化碳從本國運輸至東南亞，需建造專用的液化二氧化碳運輸船、冷藏艙、裝卸碼頭等復雜設備設施。

目前，該行業仍處于示范驗證階段。2023年，日本建造的液化二氧化碳運輸示范船“Excool”號在海上航行。該船全長72米，1450立方米的冷凍二氧化碳罐，用于驗證海上運輸的安全性和經濟性（日本正計劃通過海運將捕集的二氧化碳運輸至馬來西亞等地封）——但規模遠不能滿足商業化需求。

而運輸過程中必須保持低溫高壓狀態，這不僅消耗能巨大，還需要滿足極高的安全標準。整個系統稍有泄漏或溫控故障，都可能引發事故。

此外，大量研究指出，CCS本身就是“致命的吃電”。為了運行捕集裝置，船只往往需要消耗多消耗20%~30%的化石燃料，導致“為了減少碳而排出更多碳”的尷尬局面。

這也是為何CCS被戲稱為“電力系統的黑洞”。

其次是安全與監管問題。將數以百計的二氧化碳壓到地下，需要確保這些氣體能夠永久留存數百年甚至上千年，不泄漏。

封存的長期穩定性存在不確定性：如果將來發生泄露，不只是前功盡棄，還可能對周邊生態和居民造成潛在的破壞。誰來對這些封存庫長期安全負責，同樣懸而未決的問題——是由排放國、日本承擔，還是接受國、馬來西亞 印尼政府？

04  “轉型工具”與“延命借口”之爭

關于CCS，爭議的核心在于它究竟是一種“必要過渡”，還是“變相續命”？當前爭議頗多~

支持者觀點：

對于鋼鐵、水泥、化工等難減排行業，CCS是唯一成熟可行的深度脫碳路徑；

國際能源署（IEA）等機構也在全球凈零路線圖中保留一定比例的CCS，特別是BECCS和DAC等“負排放”手段；

在能源結構尚未完全轉型的國家，CCS可為化石發電提供一個逐步退出的“緩沖期”。

反對者觀點：

CCS至今仍未實現廣泛商業化，成功率低，技術不確定性高；

它往往被化石能源企業當作延續自身商業模式的借口，而非真正的減排承諾；

巨額投入可能擠占本應投向太陽能、風能、儲能等清潔能源系統的資源；

更重要的是，CCS無法解決化石燃料帶來的生態破壞、大氣污染、水資源浪費等系統性問題。

環保團體甚至將其稱為“綠色偽裝的擋箭牌”。他們指出，

“每投入1美元到CCS，都是對氣候行動窗口期的浪費。”

05  最后的判斷，仍留給時間與行動

從日本、韓國將碳排“出口”到馬來西亞、印尼的計劃來看，CCS已不僅是一項工程技術，而是一場跨國博弈：涉及氣候責任、發展權、公平性、地緣關系乃至生態主權。

這些跨境項目，可能在未來構建起區域性合作減排的新樣板；也可能因為風險、成本、社會反彈而淪為氣候治理的又一個失敗試驗。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

碳可以埋，但責任不能藏。技術可以試，但正義不能妥協。

CCS可以存在于溫室氣體解決方案工具箱中，但不應成為掩蓋氣候不公的遮羞布。

真正值得投入的，不是把碳挖個洞埋掉，而是從源頭上讓它少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