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成為繼2019年的新加坡之后，東南亞第二個開征碳稅的國家。

一月，泰國內閣通過碳稅征收法案，成為繼2019年的新加坡之后，東南亞第二個開征碳稅的國家。就在曼谷果斷推出這一措施之際，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WMO）確認，2024年為全球有記錄以來最熱一年，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1.55°C。

全球氣候治理的多邊協作機制當前正面臨系統性失靈風險。據Carbon Brief智庫分析，在《巴黎協定》的195個締約方中，僅有13個于聯合國設定的2月10日截止期限前做出了新的2035年減排承諾。未履行義務國家占全球經濟總量與碳排放量的比重均在80%左右。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美國，甚至打算退出《巴黎協定》。

碳稅是鼓勵脫碳、推進氣候融資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歐洲“碳排放總量控制與交易體系”的歷史最為悠久，該地區通過征收碳稅對全球產生了深遠影響。

亞洲地區（碳排放目前約占全球60%）有望引領新一輪全球碳定價浪潮。這就意味著該地區企業必須做好準備，將碳排放成本納入運營框架，并對經營戰略進行相應調整。

亞洲為何積極推行碳稅機制？

亞洲開發銀行（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最新研究顯示，為維持經濟增長、消除貧困、應對氣候變化，亞太地區發展中國家每年需投入1.7萬億美元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其中每年僅用于減緩氣候變化影響的支出就高達2000億。

碳稅收入可以為填補資金缺口提供助力，這也是亞洲各國政府當前積極推行碳定價政策的核心動因。

2012年，日本推出亞洲首個碳稅法案，目前，該國正在對碳定價體系進行升級。中國、日本和韓國也在通過一系列強制性碳排放交易系統對特定行業或超過一定排放門檻的企業征收碳稅。

從制度設計來看，為實現減排目標，碳稅應設置自動遞增機制。盡管政府通常不愿加稅，但基于以下三大動因，亞洲國家或會做出這一艱難選擇。

首先，亞洲特別容易受到氣候風險的影響。根據聯合國數據，在全球受海平面上升威脅的人口中，有70%居住在亞洲地區，同時該地區三分之一的就業集中在農、漁等易受氣候變化沖擊的行業。

其次，碳稅將為亞洲各國政府的氣候政策（如減排、研發和企業扶持）提供資金支持。盡管亞洲85%的能源仍依賴化石燃料，但其向可再生能源轉型的速度快于其他地區。通過直接經濟激勵，碳定價可以引導能源開發商從化石燃料轉向太陽能、低碳氫能等清潔替代方案。雖然初期投資較大，但這些方案在后期甚至可能更具成本優勢。

第三，在其他地區開征碳稅后，亞洲國家也必須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比如，出口歐盟的企業就必須按照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的要求繳納碳稅。該機制現已分階段實施，并將于2026年全面生效。

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要求，進口商在進口產自歐盟及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FTA）以外國家的鋼鐵等高碳產品時，需補繳原產國碳價低于歐盟碳價（根據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計算）的部分。

這實際上相當于歐盟向亞洲出口商開征了新稅種，因為進口商幾乎必然會將這部分成本轉嫁給出口商。亞洲政策制定者需要應對可能由此帶來的稅收流失問題。

馬來西亞承諾自2026年起對鋼鐵行業征收碳稅，這也是亞洲各國政府在應對上述三重壓力時會采取的典型做法。此類政策既能推動行業采用低碳技術，又能確保碳稅收入留在國內，而非流向外國政府。

憑借企業的創新與快速適應能力，亞洲長期以來一直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如今更有望通過主導碳市場的規則演進、運用碳定價工具支撐經濟轉型，獲得更大話語權。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隨著碳價上漲成為必然，企業必須立即降低碳排放強度。也就是說，企業需要加大投入，研發能效提升工藝，新建碳捕集與封存設施。

亞洲企業可以從銀行、資產管理公司以及專業或優惠資本提供方獲取融資。目前，部分官方機構已開始推動轉型金融標準化進程，比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推出的《新加坡-亞洲可持續金融分類法》（SAT）便是為此而生。作為全球首個此類機制，SAT旨在對綠色經濟與轉型經濟活動進行界定，并通過統一術語為市場參與者提供清晰指引。

2024年11月，國際可持續金融平臺（The International Platform on Sustainable Finance，IPSF）宣布推出涵蓋SAT的《多轄區共同基礎分類方案》，在歐盟與中國前期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了規則統一。

隨著越來越多的政府機構開始依據國際可持續標準制定機構的指引推行披露制度，不同司法管轄區的政策或將進一步統一，跨國運營企業或將面臨更嚴格的非財務信息披露要求。

在美國（至少在聯邦層面）氣候政策轉向、歐洲日益聚焦安全議題的背景下，亞洲政策制定者理所當然接過了碳定價的接力棒。精明的企業必須未雨綢繆，只有這樣才能搶占先機。